九一八事件以来，东北四省、华北和平津等广阔的北方国土被日军陆续占领。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攻占上海和华东大部地区，其后以南京和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为主攻目标，此刻的中部地区逐步被蚕食，西南、西北等战略后方，岌岌可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终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国民党开始系统谋划抗战策略。经慎重考虑，国民党于10月底决定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由此，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武汉，在整个抗战战局中“控南扼北、承东启西”的独特地位显现出来。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重庆办公、拉开了国民政府西迁的序幕。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全面考虑抗战战局发展变化趋势，决定在武汉设立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武汉成为“战时首都”

在此前后，国民党的党、政、军主要机关开始纷纷向武汉转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邮政储蓄总局等部门，国民政府战时最高统帅部即军事委员会及其所辖部会厅司处室各机关以及一些军校均移驻武汉，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教育部、卫生部等院部均在武汉设立办事处。英、美、法、意、比、瑞典和苏联等国外交使节也移驻武汉。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等方面的首脑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于右任、居正、张群、何应饮、陈诚、白崇禧、邵力子、陈立夫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项英、王明、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一时均汇聚江城。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大银行亦由上海迁至武汉，从上海，无锡等地内迁工厂，留驻武汉的达170余家。全国各地的文化机构，救亡团体齐聚武汉。至1937年底，转移到武汉的各种文化团体达一二百个，各类文化人多达千人，在武汉复刊和创办的各类报刊达几十种。武汉成为国民政府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和全国抗战指挥中心。

武汉这一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战中心地位，直至次年8月前后，国民政府的院部会所有驻汉机构或办事处陆续西迁至重庆而告结束。

作为国民政府机构全部西迁重庆前的战时首都，武汉充分发挥了对全国抗战的中枢神经作用。在军事、政治上，武汉指挥着全国的正面战场作战，国共双方以团结抗战为总目标，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和合作；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进行了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改革，并诸多重大问题谈判上达成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入发展，为全国持久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指导，中共湖北省委具体领导和大力推动，武汉地区抗目文化宣传活动异常高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群众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群众动员和参与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且向八方辐射，把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推向顶点。其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极为少见，由此构成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